2024年11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杨剑霄于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大般若堂进行讲座，讲座主题为“‘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沈曾植与中国佛教研究的现代转型”。此次讲座由稽山书院博士后工作站刘素香博士主持，听众有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师生与社会报名人士。

讲座开始，杨老师首先指出：晚清时局动荡复杂，佛教学术研究也开始在暗流中发生巨变，沈曾植（1851-1922）无疑是佛教研究现代化的前驱，从他的佛教研究中能够窥见中国佛教研究从宗派主义与信仰主义的传统走向以现代学术模式的历程。随后，杨老师从佛教研究立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三个角度对研究转型加以说明。

杨老师认为沈曾植对佛教的研究始于阅藏，他使用触及“前后左右之书”的比较方法，超出信仰与文本自身，初具现代学术研究科学视野的雏形。借用杨仁山的观点来推测沈曾植的研究旨趣，既不维新，也不守旧，而是“复古”，即回归“本师释尊之遗教”，跨出信仰主义的窠臼。与正法久住、弘法利生的传统信仰主义立场有所区别，沈曾植看到佛教“以救时弊”的社会功能而发心刻经，此种转变过程暗含了对话西方学术系统的潜在用意，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建构自身的学术研究体系和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沈曾植恪遵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对音韵之学始终较为重视。沈曾植在考证中结合乾嘉学者所未关注的域外史料，“突破了汉学家说经的藩篱”；并将佛教史料作为整个中国音韵之学的一部分处理，展现了沈曾植在研究侧重点与材料选择上的突破性。

沈曾植学术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是开始对佛教内部梵语的语言学讨论，对梵语的历史演变、地域差异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形成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梵语语言学研究。但这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外部视角的隐性转型，还未触及佛教学术研究方法的内核。沈曾植明确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方法转型则主要体现在其对佛教僧人的考证工作上。在《大证禅师碑跋》等序跋作品中，沈氏系统呈现了现代学术的考证思维，特别在文本检索范围与文本比较方法两个方面奠定了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在文本检索范围上，沈曾植确立了以历代《高僧传》为内核，以《灯录》与历代经录为参校对象，再辅之以金石、寺志等藏外文献的文本使用结构。在考证过程中，沈曾植重视文本性质的甄别及文本间的比较，此点集中反映在《传法正宗记跋》当中，此种考证方法确立了此后佛教学术研究如文献学、历史学的基本方法范式。即便沈曾植没有自觉式地系统建构一套现代佛教学术研究范式，却也为佛教学术研究现代转型提供了基础。

在研究主题方面，沈曾植在现实关怀和个人兴趣的左右下，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糅性。杨老师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沈曾植的研究内容、使用典籍及用途，指出他的研究主题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早期印度佛教史，二是中国禅宗史。他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由两条脉络发展而来，一条是从史地研究出发兼及佛教，在南海史地领域用力颇勤；另一条则来自佛教研究内部，对上座部、大众部的分裂，以及部派的形成有诸多讨论，在研究主题与处理文献的方式上与当时的国际学界保持同步。沈曾植的中国禅宗史研究更能体现佛教学术研究现代转型中延续传统的重要价值，他率先对传统禅宗史叙述产生怀疑，并从达摩与楞伽宗、四祖后禅宗分化两个方面对禅宗史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整体上看，沈曾植的中国禅宗史研究虽然琐碎且未有系统性建构，却以批判灯史为主线，逐步挖掘史料，重述了初期禅宗史的基本轮廓。这也成为在现代学术研究范围内处理禅宗史的先声。

总而言之，沈曾植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方法，更在于他在学术史脉络中为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路径。他的工作为后来的学者如胡适、吕澂等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天佛教学术研究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启示。可以说，沈曾植处于晚晴时期中国佛教研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紧要地位。

随后，杨老师对现场听众的问题予以解答，并与听众进行互动。杨老师以新颖的研究方法、广阔的研究视角和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通过轻松诙谐的语言和生动灵活的历史细节，为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至此，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常舟
修改：刘素香
审核：杨剑霄
摄影：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