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8日，慕尼黑大学鲍姆斯（Stefan Baums）教授和巴伐利亚科学与人文研究院巴尔季（Francesco Barchi）博士应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之邀，于稽山书院大般若堂，为佛学研究院师生及社会报名人士，分别带来了题为《古代犍陀罗的佛教：寺院、写本与铭文》（Buddhism in Ancient Gandhāra: Monasteries, Manuscripts, and Inscriptions）以及《汉文本〈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是否翻译自犍陀罗语？》（Was the *Āryavasumitrabodhisattvasaṃgītiśāstra [Zun Poxumi pusa suoji lun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 T1549] Translated from Gāndhārī?）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稽山书院博士后工作站华婷婷博士主持。

讲座中，鲍姆斯教授以犍陀罗语（Gāndhārī）文献为核心，围绕着犍陀罗地区的文字史、犍陀罗语文献研究史、写本学（Manuscriptology），以及文献出土信息等核心议题，对于犍陀罗语文献研究领域进行了概要性介绍。

鲍姆斯教授首先介绍了犍陀罗地区的历史与文字，犍陀罗地处古代印度的西北部，作为南亚次大陆通往欧亚大陆其余地区的交通要冲，该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历史上，犍陀罗曾相继为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公元前530-330年）等诸多外来政权所统治。通过梳理犍陀罗地区的政权更迭历程，并对比分析该区域不同时期的文字，鲍姆斯教授指出，犍陀罗语写本所使用的佉卢文（Kharoṣṭhī）发展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官方文字阿拉米文（Aramaic），二者的字母在字形与音素上展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在阐述佉卢文的起源之后，教授随之援引了阿育王石刻敕令上的佉卢文铭文，指出自阿育王时期（公元前304年-232年）开始，犍陀罗语及佉卢文便已经被用以表达佛教内容。进入公元1世纪，大量犍陀罗语佛教写本开始出现。然而，时至4世纪，随着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约30-375年）的衰亡以及摩揭陀国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约240-550年）的兴起，犍陀罗语及佉卢文逐渐为梵语（Saṃskṛta）及婆罗米文（Brāhmī）所取代，不再被犍陀罗地区使用。

介绍毕犍陀罗地区的文字历史后，鲍姆斯教授随即对于犍陀罗语文献的研究史进行了梳理。自1830年开始，文图拉（Jean-Baptiste Ventura, 1794-1858年）等受雇于锡克帝国（Sikh Empire, 1799-1849年）的欧洲人陆续对于旁遮普地区的佛塔进行了考古挖掘，并出土若干带有佉卢文的文物，佉卢文由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时至1835年，英国东方学家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 1799-1840年）以印度-希腊王国（Indo-Greek Kingdom，公元前200-公元10年）时期的双语钱币为切入点，通过对比分析铸于钱币正反面的希腊文与佉卢文，成功破解了佉卢文字母。此后，相继有拉森（Christian Lassen, 1800-1876年）等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佉卢文及犍陀罗语也曾为丝绸之路上的诸多古代国家所使用，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域考古热潮的兴起，各国探险队陆续于中国新疆的和田及库车等地发掘出大量犍陀罗语写本及木牍，其中即包括著名的犍陀罗语《法句经》（Dharmapada）残卷，其为早期佛教思想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到了20世纪中期，由于新材料的缺乏，犍陀罗语文献研究进入了巩固阶段。在该时期，先后有库努夫（Sten Konow, 1867-1948年）与布拉夫（John Brough, 1917-1984年）等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阿富汗地区的动荡局势，若干批来自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语写本出现在了文物市场，并被纳入公共或私人的收藏之中，而这些新发现的写本成为了当前犍陀罗语文献研究领域的主要对象。不同于此前出土的犍陀罗语写本，这些新发现的写本多为佛教文献，而非世俗文书。鲍姆斯教授指出，新发现写本涵盖了经典、律典、佛传以及注释等各类早期的佛教文献，可以被认为是早期佛教寺院所研习的全部内容。

在研究史回顾的结尾处，鲍姆斯教授向听众展示了一项他与其同事格拉斯博士（Andrew Glass）长期以来所致力从事的工作——Gandhari.org网站（https://gandhari.org/）的建设。Gandhari.org是一个关于犍陀罗语文献的综合性数据库，其不仅收录了大量佉卢文写本、铭文及钱币的图像，并提供相应的罗马字转写文本，还同时包含有一项基于目前所有已出版的犍陀罗语文本的电子词典，以及一份不断更新的现当代犍陀罗语研究参考文献目录。

在梳理毕研究史后，鲍姆斯教授继而进入讲座的第三部分，从写本学的视角对于犍陀罗语写本进行了更为技术性的介绍。教授首先向听众展示了这类写本的物质形态以及放置方式。犍陀罗语写本多采用桦树皮制成，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写本通常会因为干燥而变得脆弱。此外，多数短篇幅的写本在被发现时，已被卷起、压平并对折，这种保存方式导致诸多写本出现了裂痕。因此，写本的修复及文本的复原，是犍陀罗语写本研究中的重要工作。鲍姆斯教授进一步指出，当犍陀罗语佛教写本因破损而导致文本残缺时，可以尝试借助梵语、汉语及巴利语等其余语种的平行文本，对于犍陀罗语文本进行复原。

此外，字符识别也是写本研究中的核心工作。鲍姆斯教授指出，一些相同的佉卢文字母在不同时期的写本上会呈现出不同的字形，原因在于这些字母的写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同一份写本中，相同的词汇也可能会呈现为不同的形态。针对这一现象，教授援引了《摩甘地伽譬喻》（Mākandikāvadāna）以及犍陀罗造像中相关于写本制作的资料，推测出部分犍陀罗语写本的制作过程中可能涉及口头因素——当一人在口头读诵时，另一人则将听到的内容记录为文字。因此，教授解释说，若记录者在听取口头内容时产生误解，即可能导致单词被错误地书写。

在讲座的结尾部分，鲍姆斯教授着重强调了写本出土信息的重要性。上世纪90年代新出土的犍陀罗语写本，由于多数经由文物市场流通，其间涉及发掘者、中间人、销售者等多个环节，从而导致多数写本的原始出土信息在交易过程中遗失。教授指出，由于这些关键信息的缺失，学术界难以对写本展开更为深入的考察。例如，在知悉某写本之出土地的情况下，若该写本被确认为是某一部派的论著，结合其出土信息则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历史上该部派曾经有活动于本地区。

其后，巴尔季博士随即以一项自身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为范例，进一步向听众展示了犍陀罗语文献研究的具体开展方式。在他的讲座中，巴尔季博士以保存于巴焦尔写本群（Bajaur Collection）9号残卷背面的写本（以下将简称为BC 9v）为焦点，围绕着BC 9v的基本情况、BC 9v的文本内容，以及BC 9v与其汉文平行文本间的关系等诸多层面，而对于“汉文本《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是否翻译自犍陀罗语”该课题展开了细致考察。

博士首先介绍了该份写本的物质情况：BC 9v的首端保存较好，但末端却有所缺损；其大约被写就于公元1至2世纪，共有46行文字，被标点符号划分为9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似乎均有一项独立主题。

在介绍了写本的基本情况后，巴尔季博士随后开始着重论述该写本的文本内容。BC 9v汇编了关于佛陀性格及其特征多个议题的不同观点，全文共被分为九章，每一部分通常由一个陈述句或问句作为引子，随后则通过诸如“某人说”（佉卢文：kecid aho / keyi aho，梵文：kecid āhuḥ）或“他人说”（佉：apare aho，梵：apara āhuḥ）等匿名形式的回答来展现不同的见解。巴尔季博士强调，这种采用匿名注释的论证模式，在中、后期的佛教论典中亦是较为常见。另一方面，博士指出，在阿毗达磨术语的使用上，BC 9v采用了若干中、后期阿毗达磨论典中的高阶术语，如“威仪路”（佉：iriyapatika，梵：airyāpathika）与“得”（佉：pratilabha，梵：pratilaṃbha）等。

这些发现表明，BC 9v可能是一份早期的阿毗达磨文献。将BC 9v与它的汉文平行文本《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T1549，以下简称为《所集论》）进行比对，能够为这一观点提供证言。因此，巴尔季博士进而对于两份文本展开了比较考察。他指出，BC 9v的内容能够与《所集论·心揵度》中的部分内容相契合，此外，BC 9v部分章起始处的陈述句或疑问句在汉译本中也同样存在，且二者的译文几乎均是逐字遵循了印度类似文本的语序。

除了文本本身之外，另一方面，巴尔季博士还结合了地理因素对于两份文献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指出，汉文本《所集论》似乎呈现了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核心义理，但其之部分内容却又相悖于《大毗婆沙论》（Abhidharma Mahāvibhāṣā）中的迦湿弥罗（Kāśmīrā）正统派教义，因此，部分学者推测，《所集论》可能源自迦湿弥罗之外的另一支说一切有部传统，也即是活跃于犍陀罗地区的“西方师”（pāścāttya）或“外国师”（bahirdeśaka）。

追随该条地理线索，巴尔季博士进而援引了前人的成果，指出汉文本《所集论》中的部分佛教词汇可能翻译自犍陀罗语。同时，他也展示了自身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相关新证据，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最终，综合多方证据，巴尔季博士总结道：汉文本《所集论》可能翻译自基于犍陀罗语(可能部分受到梵语影响)的佉卢文写本，而其之“心揵度”部分与犍陀罗语写本BC 9v则是对于同一内容来源的不同校订本。巴尔季博士指出，这些新发现不仅能够为犍陀罗地区说一切有部早期历史的研究工作开拓一处全新的视角，同时也能够证明，除了法藏部（Dharmaguptaka）之外，说一切有部也曾使用犍陀罗语来书写文献。

主持人华婷婷博士总结两位学者的讲座分别以概览和具体案例的形式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犍陀罗佛教写本”(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Gandhāra)项目的相关工作，极大地拓展了大家对于犍陀罗佛教的认识。犍陀罗语佛教写本研究涵盖了考古挖掘、写本修复、文字识别以及文本解析等多个方面，是一系列漫长且艰难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早期佛教，同时还能够为中国早期汉译佛典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因此，华老师向与会学僧倡议，将来在考察早期汉译佛典时，可以积极利用犍陀罗语佛教写本研究领域中的相关成果。

在提问环节，与会听众就“犍陀罗语写本是否有助于佚失梵文本的内容重构”等问题向两位老师提问请教，老师均耐心予以解答。

讲座结束后，与会听众纷纷表示获益匪浅。本次讲座不仅增进了听众在犍陀罗佛教与说一切有部论典方面的理论知识，还延伸至具体的写本学研究方法，极大地拓宽了大家的学术视野。

撰稿：寂真
修改：华婷婷
审核：Stefan Baums
摄影：常舟